Vol 01: 讓我(創作)像個臺灣人!

關於我的臺灣獨立貼紙收藏

我對貼紙有一種瘋狂的痴迷——當進入臺灣文具店時，這種熱情很容易失控，尤其當你的政治和文化認同廣受爭議，你需要使用貼紙來緩衝情緒。在2020年臺灣護照被重新設計前， 社運人士用「臺灣」貼紙遮住護照上的「中華民國」。這種象徵性的示威活動被認為缺乏真正的政治效果，甚至分散了人們對不完備和停滯不前的臺獨計劃的注意力。我們知道， 恐怖的事依然存在 ，所以我們使用貼紙。 （附註，在臺灣護照被重新設計前，我並沒有臺灣護照，但作為一個對這種行為感到興趣的人，我當然已經將它發表在其他媒體上。)

但真正的顛覆性貼紙現象讓我意識到了臺灣裔加拿大設計師Vince Mingpu Shaw， 他在 2017 年寫到了臺灣民族認同危機的美學成本： “對於平面設計師來說，為沒有認同感和原則的客戶工作是一場噩夢。不幸的是，臺灣就是這種類型的國家/客戶。在這種情況下，沒有人指望我們的政府能夠給出明確的身分，大多數設計師選擇避開與公共服務相關的案例。臺灣許多卓越的設計師，根據自己對於臺灣的詮釋，重新設計了有臺灣象徵的國民身分證、護照、印章、旗幟和票據，展現令人驚嘆的作品或創意，但對於具有不同政治信念、文化或種族的人來說，這些符號幾乎沒有獲得他們的集體欣賞——因為要這些群體都認同的象徵形象幾乎不存在。

事實上，什麼符號或元素可以獲得最多的認可，並能夠釐清我們困惑的身份?”

作為一名昔日詩人，我的論點是要把這種模糊性視為藝術的沃土：「如果像旗幟、國花、顏色和紀念碑這樣的官方國家象徵，在集體政治記憶中充滿了憂慮… …那麼詩人、作家和藝術家的工作，就是為這些圖像賦予自己的意義。

但技術上來說，我發現這毫於用處。我曾代表臺美組織委託創作藝術，但大部分做的事是向困惑的臺美藝術家道歉。 不，我們實際上不能使用中華民國國旗的顏色或圖案，是的，我知道這是事實上的「臺灣」國旗，不，我們不能在這一點上妥協；是的，梅花是國花，但不幸的是有人反對。

我懷疑這就是為什麼我們都認同臺灣黑熊的原因，現在流通的臺灣黑熊圖案比實際存活的熊還要多（是不是太黑了？）。但作為上述組織的平面設計師，這些符號的使用（或避免出現）一直是個試金石： 你是我們中的一員，還是他們中的一員？ 這不是一種絕對的劃分，但它可能造成一種受傷及損害，尤其是當我回想起我多年來苛責我高舉中華民國旗幟的同儕，他們此舉只是出於好意。

這個貼紙包依然保留著「與我同類」的美學，是具有一定政治傾向的「IYKYK」海外臺灣人的特徵。對於那些好奇的人，順便說一下，翠青旗中的兩個三角形（△▽）是風格化的 （臺），台灣的台，取自官方印章的簡化。

那麼……「Zion」為什麼出現在貼紙上？ 更重要的是，錫安對臺灣人的想像意味著什麼？

摘自 Jordyn Haime 於 2021 年撰寫的一篇文章 新聞倫2, 我了解到，臺灣南部山區有一座錫安山，距離以色列千里之遙。然而，像許多宗教場所和儀式一樣，從政治和歷史背景中，有它顯著性的意義：“臺灣錫安山上隨處可見國民黨（中國民族主義者）攻擊新約教會 (中國宗教與五旬節新教的混合體）信徒的警語：在一座雕塑前矗立著一塊宣稱「真理戰勝專制主義」的標語，是來自國民黨用來搜尋他們認為埋在地下的武器的挖掘機的回收彈片。展現了「邪惡的國民黨政權」的巨幅海報和招牌隨處可見。在通往山頂寺廟的路上，陳列著以前的新約教會巴士，它們被時間凍結了，破裂的車窗和壓扁的輪胎「證明了國民黨對錫安山人民的暴政」

1963年，以利亞·洪（Elijah Hong）, 一位中國基督教的宗派組織(耶穌基督十字軍的恩典) 領袖 ，找到了高雄小林的偏遠山區，並獲得了耕地使用權（我引用的文章並沒有註明這是否剝奪了原住民的土地，但這可能性很高）。聲稱「上帝已經放棄了中東的耶路撒冷」。然而，到了 1980 年，國民黨將他們驅逐出這片土地，新約教會花了數年時間才能重返並建立蓬勃發展的藥品和有機食品業務。

（附註：錫安山是每年住棚節期間朝聖的地點。臺灣基督徒將朝聖結合當地宗教文化，「有創意地將兩者融合在一起, 展現聖經朝聖與民間節日之間的強大一致性」

再引用 Haime 的文章： 「與國民黨的鬥爭是迫害的象徵，就像猶太人受到迫害一樣。他們將自己定位為錫安山的繼承者，」保羅法雷利 (Paul Farrelly) 說道，他研究中國和臺灣的新宗教運動，並撰寫了有關新約教會的文章。 “通過這種方式，他們可以讓新約教會回到舊約時代，讓他們成為精神衣缽的合法繼承人。”

我從我的長輩中也聽到其他關於錫安的招喚，儘管我不確定他們的理由與新約教會的理由有多少一致性，我也沒有一個明確方法來解釋，但是我對他們充滿好奇。

我所說的長者是來自臺灣的僑民，我推測他們對猶太僑民深表同情，是來自猶太人失去主權並被驅逐出自己土地的刻板印象4 。我相信，這些曾被列入黑名單、受政治迫害、流亡海外的長者，會對猶太復國主義者感到一種由衷的、溫柔的親切感。

因為對臺灣國家安全更務實、更迫切的擔憂，使得這些情緒變得更加複雜。過去幾個月，美國立法 將臺灣、烏克蘭、以色列的命運連在一起。在以色列對巴勒斯坦進行種族滅絕的背景下，我試圖理解為什麼我的長輩會站在他們所選擇的一邊，為什麼我們對巴勒斯坦自決的共同希望並不像我想像的那麼果斷。

巴勒斯坦依靠中國在聯合國的支持，所以反對臺灣獨立 （就連我媽媽最初也指出，聯合國承認巴勒斯坦是一個主權國家，卻對臺灣沒有包容心，臺灣既不是會員國，目前也沒有獲得觀察員地位）。

然而，當我想到我的「臺獨」貼紙包中出現的代表人物時，我又充滿希望。 “讓我像臺灣人一樣站起來吧！” 這是黃文雄2009年領導國際特赦組織在臺北以色列代表處附近示威時的激烈言論，要求以色列立即停止對加薩走廊的攻擊 （更正確的說，這句話是來自他生命的早期，當時他因刺殺蔣經國未遂而被捕。稍後會詳細介紹）。

我知道目前存在著一種相同的政治理念：將臺灣獨立和巴勒斯坦主權同視為解放未來的一部分。許多人正在以深刻的方式宣揚這一主張：Wei Azim Hung for Commonwealth Magazine 這裡； through For Peace Taiwan (臺灣巴勒斯坦自由連線 TWAFP) 這裡；社運人士 新綻放； SueAnn Shiah for TaiwaneseAmerican.org 這裡；還有許多其他人為巴勒斯坦人的安全和尊嚴發聲。

我知道他們每個人都有些不被我的長輩們接受的意識形態。但這種裂痕，特別是隨著加薩巴勒斯坦人的死亡人數飆升，日發難以彌補。它提醒我，當我們慶祝所屬的社團取得成就時，仍需要努力弄清楚在這個暴力和敵對的世界中，想成為甚麼樣的人。這是我希望能夠承擔的必要工作。

此類工作的成本是多少？謙虛是其中之一，我們必須承認，即使是最激情的臺灣獨立論點也常常掩蓋我們自己作為漢族定居者的共犯，或者利用原住民美學來捍衛我們的道德基礎，儘管我們幾乎沒有同等回報。

我們現在所經歷的不和諧成為我們未來的責任，我們必須足夠愛我們的長輩和我們的未來，才能描繪，更重要的，及實現我們的理想。

我不是律師，也不是在政治學和歷史方面受過高等教育的人，無法想像轉型正義在系統層面上是什麼樣子。但我知道我在個人層面上還不夠努力。我無法想像一個國家如何談判和解，因為我還不懂寬恕的艱辛。我仍然認為妥協是一種背叛，儘管我理解它的核心，僅僅是對生存的渴望。我在我的長輩身上也看到了這些缺失，儘管他們已經站在共同點上，但還是有派系之分。

我願意相信，從愛的出發點會鼓勵我們找到解決方案；而以恐懼為起點會促使我們尋求懲罰。這一點非常重要！當我公開反對我所愛的人，因為沒有人比他們更能激勵我公開地建立和平—或在衝突產生時，至少是透過友善和有尊嚴的方式解決衝突。

我的長輩——矽谷的臺美老社運們，他們的專利比自己的孩子還多——是務實的人。有時我想知道他們的實用主義是否真的是他們的理想主義和生活經驗之間的自我防衛。我想知道，苦難、距離和失望是否扭曲了他們過去的理想，過了數十年，對臺灣主權的呼聲還未能實現，他們的基本意識形態是否已經空洞化了。

那麼，我們的理想的目的是什麼？在 狐狸的轉型正義　哈德曼 (Frank Haldemann) 寫道，「轉型正義與這樣的希望息息相關：社會不會無法避免地陷在過去，而是能夠擺脫現狀，從根本建立一個更美好的未來。理想在轉型正義中佔有一席之地，因為它們為社會在新起點上的集體努力，賦予了意義和方向。

我希望我的同儕以及未來的幾代臺美人能夠基於這樣的理想追求和解，而不是像我們的先人那樣基於密閉的、死板的約束來進行報復。

在 開闊之路 他們引用喬恩·埃爾斯特（Jon Elster）的話，是關於轉型正義的優良入門讀物：「配合者的孩子也遭受了多種痛苦。在我知道的一個案例中，一位母親告訴她的兩個女兒，和一個被定罪的納粹通敵者的孩子們一起玩是不愛國的行為。

我非常了解這種污名化行為，並且曾是共犯。我知道這是錯的，但仍然為批評長輩的行為而煩惱，因為這冒著我最大的恐懼：被視為不孝、忘恩負義。我一直感到很困擾——因為如果我們仍然抵制海外外省人經營的餐廳（涓滴賠償？），我們如何與中國國民黨機構進行任何形式的修復性對話？

我知道我的臺灣認同必須不斷進化才能打破這些特定的循環 - 這樣做會很可怕 - 但透過正確的教育和決心，我可以負責任地使其變得更好。

不會有演算法來確定抵抗暴政是否比忠於家庭更有價值；或者有一種計算法，算出正義高於同情，誠實高於仁慈，公平高於自由。我們需要的是對話和教育，以幫助我們理解個人和政策決定的實際人力成本。如果有人必須付出代價，我希望我能真誠的關心這對他們造成的傷害。 

當我努力了解我關心的人以及塑造他們的因素時，我最開闊、有智慧、及嚴謹的政治觀點就形成了。我開始往這道路上走。 愛一步一步。